高端专访∣ 城市“抢人大战”对中国经济会产生何种影响

每经编辑 李晃    

每经记者 李晃 每经编辑 官远星

21世纪城市的竞争，是对人才的争夺。

当人站在发展的风口，人才的流向就显得格外引人瞩目。

从时间到空间，人口的迁移成为一座城市乃至一个国家所关注的重点。其中有何规律可循？我国人口迁移的基本趋势是什么？在全球人口迁移的大背景下，未来回国人数比出国人数多的历史性“拐点”何时会到来？城市不断出台吸引人才政策，这将可能产生哪些影响？

针对这些问题，《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对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王桂新进行了专访。

城市“人才争夺战”是好现象

NBD：目前，我国人口迁移的总体趋势是什么？

王桂新：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迁移的总体趋势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人口向东部发达地区迁移、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始终是人口迁移的主流，而且两种迁移流综合形成的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人口主要向东部发达地区大城市、特大城市集中的基本格局一直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其中，东部地区的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对全国范围的迁移流动人口具有强劲的吸引力，中西部地区只有省会城市及少数几个非省会大城市对本省的迁移流动人口具有较大的吸引力。

NBD：一座城市流入人口的学历结构与什么因素有关？

王桂新：这应该与城市规模的大小有关，与城市的发展阶段及产业结构、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等也有密切关系。

规模大的城市（包括特大城市），不仅能吸引受教育水平较高的中、高端劳动力，也能够吸收较多的受教育水平较低的所谓“低层次”劳动力。因为规模大的城市一般发展水平高，经济体量大，服务需求广，就业机会多，而且市场化程度、民营经济（以中小或小微企业为主）也都比较发达，整个劳动力市场都比较发育，特别是流动性较强、就业形式灵活多样的非正规低层次劳动力市场发育也比较成熟，所以可以吸收多层次的学历结构多元化的迁入人口就业；而规模小的城市，通常只是一个地方城市，经济规模不大，民营经济不很发达，服务需求和就业机会有限，政府机构、国营企业相对较大的需求大多只吸引和录用受教育水平相对较高的迁入人口，而流动性较强、就业形式灵活多样的非正规低层次劳动力市场相对不够发育甚至尚未形成，这就限制了受教育水平较低的所谓“低层次”劳动力的入迁就业，从而使其整体迁入常住人口中本科及以上受教育水平的比例可能相对较高一些。也就是说，一个城市流入人口的学历结构与其规模的大小未必一定呈正向关系，发达水平高的大城市受教育水平较高的迁入人口比例不一定很高，发达水平低的中小城市甚至大城市受教育水平较低的迁入人口比例不一定很低。

NBD：今年以来，“新一线”城市不断出台吸引人才政策，这将可能产生哪些影响？

王桂新：今年以来，一些“新一线”城市不断出台吸引人才的政策，如济南、杭州“给钱”，按照学历标准给予相应的生活补贴；成都、武汉“给房”，对引进人才给予人才驿站或者人才公寓的住房优惠；成都、长沙“给户口”，实行本科生零门槛落户，“先落户后就业”。

总体而言，我认为这是一种好现象。第一，说明这些城市开始重视、吸引人才。如果吸引到人才，将有助于这些城市的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第二，这些城市发展成区域经济中心，有利于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促进整个国家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第三，这些城市发展成区域经济中心，可以吸引和截留中西部地区的迁出人口，促进“就地转移”的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减轻东部地区特大城市人口增长控制的压力。当然，这里有一些假设。

关于制定人才政策吸引人才我认为政府和企业等用人单位要有所分工，政府应该主要从全局出发营造一个自由宽松、公平竞争、人人可有用武之处的宏观政策环境，具体的人才政策应该主要由用人单位制定。这样不仅引进人才更有针对性，取得更好的人才政策效果，而且也可以避免城市之间的不良竞争。

内外因推动形成回国人数“拐点”

NBD：有报告指出，未来几年内将迎来回国人数比出国人数多的历史“拐点”，请问您如何看待这种说法？

王桂新：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学成回国留学人员加速增长， 2001年开始突破1万人，2009年突破10万人，之后以更快速度增长，2011~2015年5年合计已占改革开放以来学成回国留学累计人数的73%。尽管出国留学人数仍在快速增长，但学成回国留学人员的增速更快一些，这样就使二者规模的差异呈减小趋势，所以未来这样发展下去迎来某一时期同一年份回国人数比出国人数多的历史“拐点”是完全可能的。

为什么可能会出现“拐点”？根据统计数据，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国通过各种渠道出国留学人员累计已达约400万人。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与国内比较，留学目的国多发达水平高，科研环境、生活条件都很优越，所以当时的出国留学人员学成后多滞留未归，并在留学国就业，占据了一些教学、科研职位。

进入新世纪以来，出国留学人员迅速增长，学成滞留未归人员累积越来越多，由此造成留学目的国科教职位少、求职人员多、就业几率小的局面。

而我国则近30年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科研环境、生活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教育、科研的快速发展创造了丰富的就业机会和发挥才能的舞台，政府也出台了一些如“千人计划”、“长江学者”等鼓励回国的人才政策，由此形成一种对学成回国人员的吸引力。

在留学目的国和母国各种推拉因素、以拉力（吸引力）为主的作用下，造成学成回国人员迅速增加，并可能进一步使学成归国人数逐渐接近甚至超过出国留学人数，形成某一时期同一年份回国人数比出国人数多的“拐点”。

NBD：从吸引高端人才角度看，在全球范围内，有没有值得借鉴的城市发展模型？

王桂新：我认为真正的高端人才基本上都是特别看重适合自己的教学科研基础及设施设备条件，是否具备良好的竞争环境和自由宽松的创新环境，自己能否有用武之地，具备子女能接受良好教育的条件等，只看钱的人不会很多。

从全球来看，一般也是哪个城市经济发达水平高，教育科研基础好，创新型企业分布多，对高端人才需求大，宏观政策环境自由宽松有利于个人创新和才能的发挥，哪里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就大，吸引的高端人才也就比较多，如美国的纽约、日本的东京、我国的深圳等城市。

NBD：城市应该如何引导不同层次的人口，调整产业机构，促进城市产业升级？

王桂新：这个问题我想首先说明两点。第一，对城市的经济发展，政府和企业应该有合理的分工。我前面已谈到，政府的主要工作应该是改善和提高辖区居民的民生，制定一些全局性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规划，包括提出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及经济发展的目标和政策等。企业应该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按照政府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规划及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目标政策等，制定自己的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及生产规划与产值、利润等发展目标。

企业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和生产发展过程中，哪个部门缺劳动力就招募什么劳动力。如新确定的研发部门缺人才就招募高学历的研发人才，生产新产品的一线生产部门缺操作工就招募学历较低亦可胜任的一般劳动力。每个企业都这样做好了，整个城市在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过程中对人力资源的需求问题也就自然解决了。

第二，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是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有其内在的发展规律。它决定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并非只需要受教育水平较高的“高端”人才，同样也需要受教育水平较低的所谓“低层次”劳动力。特别是那些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不管其产业结构怎样调整升级，都需要多层次的人力资源。尤其在城市建设一线、公共环卫一线，更离不开以外来人口为主力军的建设工人和环卫工人，他们的作用不可替代。另外，在日常生活中不管职位高低，谁都需要理发、穿衣、穿鞋，这也需要理发师、洗衣工、擦鞋匠在城市工作，为大家服务。

接下来我要说的，也是两点：第一，一个城市要调整产业机构、促进产业升级。政府的作用，主要在于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第二，城市不仅是一个生产场所，也是城市人口的生活场所。城市这种生产、生活的双重属性和需求，决定了任何一个城市都需要多层次多方面的人力资源。现在有不少城市，政府一边在叫发展高端产业、引进高端人才，一边在对所谓的“低层次”外来人口不够重视。这样不仅搞不好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也将影响整个城市健康持续的发展。

“城市人口容量是相对动态的概念”

NBD：城际高铁的出现，对城市、城市群发展都意味着什么？

王桂新：城际高铁可以“缩短”城市间的距离，降低交通成本，有利于促进生产要素的流动和优化配置，提高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推动城市建设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城际高铁还可以强化城市群内部各成员城市之间的网络联系和联动作用，促进城市群各成员城市空间利用的一体化和某些社会经济活动的同城化，从而提高整个城市群的宏观效益，推动整个城市群的共同发展。

例如，西（安）成（都）高铁的开通，对两个城市的发展应该都是利好。两大省会城市的科技发展基础都比较好，但西安长于航空产业发展，成都电子产业非常发达，两者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既有明显区别，又有密切关系，而且在不少方面具有互补性。所以通过高铁的连接，不仅可以“缩短”两城市间的距离，降低交通、交流成本，还可以“借用”对方的资源，扩大各自的相对发展空间，更好地促进这两大省会城市加强联系，取长补短，强化优势，共同发展。

成都

NBD：有观点指出，与城市人口容量不相适应的人口规模会制约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王桂新：这个问题值得讨论，我认为与城市人口容量不相适应的人口规模未必一定会制约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首先，应该明确城市人口容量的概念。一般地说，所谓城市人口容量是指城市在一定时刻（或时期）的一定条件下（如资源禀赋、发达水平、空间尺度等）所能容纳的最大人口规模，即城市人口容量的大小主要由资源禀赋、发达水平、空间尺度等要素构成的“一定条件”决定的。

其次，城市人口容量的概念决定了它只是一个相对的动态的概念。不同城市条件不同，其人口容量也不同；同一城市不同时刻条件发生了变化，其人口容量也将随之发生变化，绝对的城市人口容量是不存在的。所以衡量某一现实人口规模与相对动态变化的城市人口容量是否适应本身就不很科学。

第三，即使假设存在城市人口容量，也不能判断人口规模增减变化与其城市人口容量是否适应的问题。以上海为例。在改革开放初期，上海人口畸形集中分布于市中心，民居与企业相邻插花式分布，造成严重的人口密集、住房紧张、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大城市病，表面上看上海人口规模已与其城市人口容量极不适应。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上海逐步疏解了畸形集中分布于市中心的人口和企业，合理调整了人口的空间布局，结果在人口规模几乎翻倍的情况下，也很大程度地改善了原有的城市病，与其人口容量也反而适应。所以，人口规模不能单一决定与城市人口容量是否适应，也不是制约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

第四，这说明，当发生如通常所说的人口规模与城市人口容量一时不相适应时，一般可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就是现在流行的做法，即控制人口规模，使人口规模与城市人口容量相适应；一种选择就是改变决定城市人口容量的要素条件，扩大城市人口的相对容量，使人口规模与城市人口容量相适应。我认为，前者是一种限制政策，不利于城市的发展；后者是一种发展政策，有利于保持城市发展的持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