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经专访前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与IMF前首席经济学家：世界经济复苏是“V型”“U型”还是“W”型？

每经记者 余佩颖    每经编辑 谢欣    

在5月24日《金融时报》刊发的一篇报道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下简称经合组织）提及的一个情况引人注目：新冠疫情将给富裕国家带来至少17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21万亿元）的额外公共债务。这一“17万亿美元的额外债务”比经合组织在新冠疫情还未席卷全球时预计的成员国借款总额还要高，2月20日，该组织预计成员国借款总额在2020年将增至11.8万亿美元。

除了触目惊心的新增债务，另有诸多数据也佐证了这场疫情对经济影响是空前的。

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卡门•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在被任命这一新职前，曾在5月18日的一篇彭博社专访中感叹道，“如此的突然，如此大范围的停摆，这是我们之前从未见过的。”她列举了美国失业申领人数的迅猛上涨，以及新兴市场资本倒流的逆转（capital flow reversal）速度，“在截至三月末的4周内，新兴市场的资本流动逆转程度与2008年~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时相当，而彼时花了一年时间才企及这一水平。”

当新冠疫情带来的经济影响全面且深刻成为共识时，面对一连串触目惊心的数据，经济何时才能复苏成为每一个劳动者、企业和政府心中的悬石。在经济不确定性本来就陡增之际，高企的政府债务是否又将给经济发展蒙上阴影？

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专访了前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贾森•弗曼（Jason Furman）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莫里斯•奥布斯德菲尔德（Maurice Obstfeld）。

贾森•弗曼 图片来源：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网站

弗曼教授在2013年被美国总统奥巴马任命为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现为哈佛大学约翰•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奥布斯德菲尔德教授于2015年~2018年任职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4年~2015年担当奥巴马的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

莫里斯•奥布斯德菲尔德 图片来源：受访者个人网站

难现“V型” 全球经济将缓慢复苏

“我预计需要大约两到三年的时间才能恢复到2019年的经济活动水平，此后经济将在更长一段时间内低于新冠肺炎大流行之前的发展趋势。” 弗曼教授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

新冠疫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全球蔓延，曾经广传的“V型复苏”在疫情的发展前也成了愿景。而这种影响不仅是在疫情严重影响区域，经济的联动性也将这一影响扩及到了全球。

“在全球范围内，复苏将非常缓慢。如果一些经济体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较小，在遏制新冠疫情方面取得了更好的成就，并采取了合理的经济政策应对，那将比其他经济体做得更好。但全球层面缓慢的复苏速度同样会挑战那些更幸运的经济体，尤其当其是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体时。” 奥布斯德菲尔德教授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这样分析。

在彭博社的访谈中，莱因哈特也对“V型复苏”持疑，这位新上任的世行副行长认为，这场冲击扰乱了全球供应链，然而她不认为损失过后能轻易弥补。“我不认为在破坏（供应链）之后，你可以立即重建它。” 莱因哈特说道。

在疫情对经济影响的深远性上，弗曼教授与莱因哈特不谋而合，不过他以研发创新为例向记者解释道，“像这样的大流行疫情导致研发和投资项目被搁置，为期近一年的创新和增长被错过，然而却不一定能迎头赶上。”

就经济复苏可能出现的具体型态当前仍无定论，高盛日前转变了经济将“V型复苏”的看法，认为经济将呈“U型”缓慢复苏。莱因哈特则表示，若考虑到可能出现的第二波疫情，并且疫苗（短期内）没有出现的话，“W型复苏”可能性较大。

另外，当被问及这场疫情是否会改变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趋势时，奥布斯德菲尔德教授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这样说道：“随着公司倒闭和工人失去技能，这场危机将（给经济）留下伤疤。随着更多的工作被远程完成，在线活动扩大，自动化趋势加快，可能还需要进行经济结构调整。”

经济影响深远 央行救市并非万能药

弗曼教授在访谈中，以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全球确诊人数最多的美国为例，认为其“复苏的初始阶段将是快速的，但在最初的反弹之后，即使采取了所有非同寻常的政策行动，预计仍会有一个漫长而痛苦的复苏过程。”

“他们（美联储）有效地部署了金融市场工具，帮助确保贷款得以持续，信贷市场能够运转，并避免了金融危机。这一切对大众商业（Main Street businesses）来说都至关重要。” 弗曼教授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说道。

不止是美联储迅速救市，各国央行都在出手应对。在此之下，也有质疑声称，央行救市的资金是否流向了股市、大企业，而非那些受冲击最大的实体中小企业？

“稳定金融市场和支持实体经济，这两个目标之间不存在冲突，（出现）金融危机会伤害实体经济。与2008年~2009年相比，美联储现在的政策涵盖范围更广，更倾向于帮助小企业和地方政府。”奥布斯德菲尔德教授向记者解释道。

对此，弗曼教授认为相较直接支持大众商业，美联储其实有更多的工具来稳定金融市场。就美联储直接救助大众商业，他还表达了一丝担忧，“美联储也试图搭建一个向大众商业直接放贷的机制，但我担心这个机制的参数恐导致放贷较少，且不够有效。”

美联储前副主席布林德（Alan Blinder）曾在接受媒体专访时也表示，他赞同美联储应对疫情采取的措施，但单靠央行无法解决当前的危机，美联储可以防止信贷市场崩溃，但不能为人们创造就业机会。

看来在疫情带来的深刻影响之下，央行纾困并不是经济复苏路上的万能药。

低利率可支撑高债务 政府债务水平创新高

面对史无前例的疫情危机，各国政府的救助行动速度和规模更是前所未有。弗曼教授表示，“保护工人和普通民众企业的责任在于财政政策制订者，到目前为止，他们在财政刺激和收入支持方面采取了非同寻常的、史无前例的措施。”

然而如今经济复苏前景仍不明朗，政府债务水平创新高却已成事实。

据《金融时报》5月24日的报道，经合组织表示，成员国政府的平均负债在2020年将从GDP的109%增至137%以上，这意味着许多国家的公共债务负担将与目前意大利的水平相仿。另一方面，税收的急剧下降将使那些旨在缓解疫情影响的刺激措施显出不足。

新兴市场部分国家在疫情打击下更显脆弱。4月19日，阿根廷经济部长古斯曼对媒体表示，阿根廷处在“事实违约”状态，目前无力偿还债务，因而提出全面的债务重组。

公共债务与经济发展，二者之间存在何种联系？

在2010年，莱因哈特与经济学家肯尼斯•罗格夫（Kenneth Rogoff）在《债务时代的增长》一文中写道，在“正常”债务水平下，经济增长和政府债务之间的联系相对微弱；增速水平在中位数的国家，其中债务超过90%的，其GDP较其他国家要低1%；增速处于平均水平的国家，那么GDP要少于其他国家几个百分点。并且“公共债务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新兴市场和发达市场表现出显著的相似性”。

那么如今高企的政府债务会是经济复苏前路上的一枚“定时炸弹”吗？

2019年，弗曼教授与前美国财政部部长劳伦斯•萨默斯合写的《谁在害怕预算赤字》（《Who's Afraid of Budget Deficits？》）一文中曾这样写，“经济学教科书教导说，政府赤字会提高利率，排挤私人投资，让每个人都变得更穷。”然而两人在文中总结道，“现实已是，此一时，彼一时”，这是由于“尽管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上升了很多，但政府债务的长期实际利率却下降了很多。”

该文具体阐释，低利率意味着政府可以维持较高的债务水平，因为融资成本较低。虽然国债占GDP的比例比近几十年要高得多，但是经过通胀调整，美国政府目前为其债务支付的利息占GDP的比例与二战以来的平均水平一致。

由此，当政府债务不断创新高，一项令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挂念的潜在非常规操作成了近来话题焦点——负利率。“我认为目前没有实施负利率的央行，比如美联储，不太可能会采用负利率。拥有货币市场共同基金的美国金融市场不会轻易容忍负利率。” 奥布斯德菲尔德教授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美联储近来的声明也持这一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