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贤：城镇化2.0，都市圈化是主要形态

每经记者 朱玫洁    每经编辑 杨欢

“城乡人口已经不再是我们国家城镇化的第一动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部副部长卓贤表示。在6月28日的中国城市百人论坛2020青年论坛NO.3上，卓贤指出，我国已进入城镇化2.0阶段。

“城镇化仍处于较快通道，但这个阶段已出现结构性的变化。”卓贤说，根据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8年城镇人口的增长，由乡村人口迁移到城镇所带来的贡献率为36.8%，这要比2000-2010年期间低将近20个百分点（卓贤基于五普和六普数据测算得出）。

相应的，城镇化的第一大动力是城镇区域的扩张，贡献率为39.6%，另外23.6%贡献率则由城镇人口自然增长带来。这意味着城市化已经进入到以核心大城市扩张为主要形态的都市圈化阶段。

“城镇化率不能捕捉到的变化”

卓贤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城市人口的转移表现出以下特征：一是城城之间的人口流动规模增大。

近年来三四线城市人口下降比较快，二线城市以及广州、深圳仍然在集聚人口。“而这些城城人口的流动并不会增加城镇化率。”卓贤表示，比如，一个来自青岛城镇的劳动力到北京工作，全国的城镇化率并不会增加的，但这种不增加城镇化率的人口流动仍然具有很强的结构转换效应，推动人口从相对低效率的城市和部门，转向相对高效率的城市和部门。即使有一天城镇化率达到峰值、不再提高，城市之间人口流动带来的结构转移效应仍然存在，甚至不亚于城乡人口流动带来的效应。

同样，城市之间的日常人口流动也将愈发频繁。基于手机大数据分析发现，每个中国人每年要发生三次以上的城际日常流动，每天都有上千万人跨城出行。

广州市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到，广州市实际管理的人口超过了2200万，其中流动人口超过1000万。这其中就包括了商务出差、就医、旅游、探亲等的人口。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了解到，在上海，每天基于商务、旅游等活动的流动人口就能达到四、五百万。“这背后涌动着贸易往来、资金配置、技术交易的行为。这种日常人口流动是城镇化率所不能捕捉到的变化。”

都市圈发展应兼顾三类人口

不管从自身发展还是世界经验而言，卓贤认为，我国人口进一步向都市圈集聚的潜力巨大。

他提出，城镇化1.0阶段，我国都市圈化明显慢于城镇化。“我们近期一项研究，利用手机信令数据观察核心城市和周边城市的人口互动，识别出中国大陆的28个都市圈。过去3年，全国只有46%的新增城镇人口进入都市圈中，目前只有不到30%的人口居住在都市圈的城镇区域。”

从国际视野着手，以美国为例，1920-1950年，美国城市人口占比从51.2%提高到59%，增加7.8个百分点，这一阶段的城市化形态主要表现为，由城乡人口迁移推动着单个城市从小到大地扩张。在此后的1950-1980年，美国城市人口占比从59%提高到73.7%，增加14.7个百分点，城镇化速度反而比之前30年更快，大都市区成为城镇化的主要形态。

尽管，都市圈是解决大城市病、激活中小城市活力的有效发展路径。但在这个过程中，卓贤认为，应该要兼顾三类人口，以统筹公共服务资源配置。

一是白天人口。上海、北京的核心区，其白天人口密度远远高于夜间人口，而白天人口所需要的公共服务和城市基础设施，和夜间人口是不一样的。

二是非本市户籍的城市户籍人口。比如之前的例子——如果有一位青岛城市户籍的劳动者来到北京，他在全国范围内计入城市户籍人口，但在北京又属于非本市户籍人口。“我们除了要关注农民工家庭，也要关注这些城城流动而又没有本市户籍的‘城市人口’”。卓贤强调。

还有短期流动人口。无论是北京、上海还是广州，实时人口要大于常住人口。针对商旅人士、访学交流人士、旅游者的公共服务也需要配套。比如，如何为访问期达到三个月的商旅和访学人士提供子女教育服务。

封面图片来源：摄图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