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声音】共话共同富裕　逐梦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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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7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就扎实促进共同富裕作出重大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的重要讲话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围绕党中央对促进共同富裕的内涵、方向、路径和重要任务的阐释和部署，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精神，成经智库策划推出《逐梦共同富裕共话美好未来》专题文章，以智库视角分别从提升经济效率、发展数字经济、推动区域协同、生态价值转化、促进城乡融合等领域，分享对成都推进共同富裕的思考和建议，供关注成都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参考。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接续推进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现实需要，归根结底要靠更高质量的发展来实现。尤其是对于成都这样一个拥有2000多万人口并且承担着主干带动和极核辐射重要作用的特大中心城市而言，促进共同富裕要走在全国和全省前列，“发展”（保持规模、优化结构、提升质量）仍然是第一要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具体而言：

首先，是要提升劳动生产效率和产业链溢价增值能力。上海、深圳等先发城市也曾经历传统生产要素边际产出递减带来的效率放缓影响，但得益于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成功实现经济产出效率的“二次增长”。当前成都劳动生产率与先进城市相比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尤其是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仍低于全员劳动生产率0.6万元/人，未来应将科技创新与产业转型作为高质量发展核心战略，持续推进产业技术变革和优化升级，推动制造业产业模式和企业形态转变，引领产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

其次，是要增强要素配置效率和后发区域发展内源动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要素为实现利益最大化催生跨行政区配置需求，最大限度破解制约资源要素流动的行政壁垒对于提升区域经济整体运行效率至关重要。近年来，成都各区（市）县发展协调程度稳步提升，人均GDP变异系数较2010年缩小0.13，但区域发展差距仍然客观存在，未来应立足各区（市）县资源禀赋，积极探索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着力打通全市域、同城化、跨行政区域的产业链条，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更宽领域配置资源、运作市场、参与竞合，推动先进治理体系、管理经验、技术、人才、信息等要素在更大范围内复制、推广、流动。

最后，是要提高经济循环效率和财富价值持续创造能力。社会财富的持续创造依赖于高效畅通的经济循环，经济循环越高效财富乘数效应越明显。成都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应在全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更好发挥辐射带动作用，紧紧围绕建设国内大循环战略腹地和国内国际双循环门户枢纽，在生产环节激发经济活力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在流通环节做强国际门户枢纽功能支撑、在消费环节增强国际消费中心吸引力辐射力，以自身“先富”带动成都都市圈、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乃至更大范围区域共同富裕。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研究扎实促进共同富裕问题时指出，“要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增强区域发展的平衡性”。

区域发展不平衡是一种普遍现象。受经济区位、资源禀赋、发展阶段等因素影响，区域发展不平衡较为普遍，且主要表现为区域间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居民收入等差距，进一步缩小区域间发展差距、提高发展的平衡性是促进共同富裕的主攻方向之一。

区域合作与协同发展有利于增强区域发展平衡性、促进共同富裕。区域合作与协同发展的主要目标任务就是促进区域经济或产业优化分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要素自由流动等，赋予不同区域相对均等的发展机会，弱化区位条件和资源禀赋的影响，有力地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差距逐渐缩小，从而增强区域发展平衡性、促进共同富裕。

极核城市是区域合作与协同发展的引领推动者，是增强区域发展平衡性、促进共同富裕的核心关键。在区域发展过程中极核城市对周边区域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并存，且两者作用的大小、强弱相互转化。在此过程中整个区域发展在极核城市的引领推动下相应地呈现出从“不平衡→平衡”到“不平衡→更高水平的平衡”的螺旋式上升过程，从而实现区域共同富裕不断向更高层级迈进。

近年来，成都尊重区域发展规律，坚持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战略牵引，深入落实省委“一干多支”发展战略，以成德眉资同城化壮大成都都市圈，以“干支联动”引领五大经济区域协同发展，加快推动成渝相向发展，对区域协同发展、促进共同富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下一步，建议成都从共同富裕政治高度更加彰显经济发展极核和“主干”作用，引领区域合作与协同发展，推动区域持续迈向更高水平的平衡，促进区域共同富裕。一方面，做强区域经济“组织核心”和要素资源“配置中心”，引领区域生产力优化布局、要素市场一体化发展，促进各类资源要素自由流动，为周边区域经济发展创造更多的机会、为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建强区域发展“门户枢纽”，主动推进与周边区域基础设施共建，实现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人流、物流提供更加便捷、更加高效的基础支撑，减小区位交通条件对周边区域发展的影响。

分配决定于生产，又反作用于生产，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做大“蛋糕”，并通过分好“蛋糕”确保共同富裕是可持续、可成长的。基于产业的视角，关键是要大力发展对提升全社会生产效率具有拉动作用的战略性产业和对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品质化需求具有支撑作用的创新型产业。

数字经济兼具这两种特性，其一，打破了传统产业发展的空间、时间、资源约束，极大地提高了要素配置效率，甚至重构了价值链产业链；其二，加快了产业融合发展的进程，为满足新消费新需求提供了工具，也为市场主体提供了新机遇。数字经济正成为世界主要国家、地区开展竞争的热点领域和社会财富增长的重要来源。2021年以来，日本、欧盟相继发布了数字经济新战略，如，日本“半导体·数字产业战略”、《2030数字指南针：欧洲数字十年之路》等。在国内，浙江省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方案明确要建设全球数字变革高地，杭州提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主营业务收入要实现翻一番、超过2万亿元的目标。

成都发展数字经济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一是，成都作为四川省建设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的核心区域，被赋予了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和区域带动力的新型智慧城市等一系列重大任务使命。二是，成都拥有万亿级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集成电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产业规模位列全国前列，布局了成都超算中心、西南地区首条国际互联网专线业务专用通道等一大批高能级优势资源。三是成都已达到国内数字经济一线城市水平，近期，新华三集团数字经济研究院与中国信通院云计算和大数据研究所联合发布的《中国城市数字经济指数蓝皮书（2021）》测评得出成都数字经济仅次于上海、深圳、北京，位列全国第四。

成都需要用好优势条件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以提升社会生产效率和满足个性化、品质化需求为核心，构建核心产业、新兴优势产业与数字新赛道协同发展的数字经济产业体系和“便民数字生活、城市智慧治理、产业数字转型”三大领域的创新应用场景体系。同时，要高度关注数据要素资产化和市场化改革，激发数字经济新活力；要加快布局数字新基建和高能级创新平台，探索打造国际化数字技术开源社区，培育数字经济开放创新生态。

共同富裕的本质是从人的全面发展出发，强调“人人参与”的发展机会、“人人享有”的分配格局，体现的是财富丰腴程度，不仅仅包括物质富裕、精神富裕，还包含了生态富裕。生态财富与物质财富、精神财富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的共同性，即某一个区域内的人们无论在物质财富上占有多少，都共同享有一定的生态财富。同时，在生态财富的积累与消耗又具有明显个体差异，通过生态补偿与生态正义等手段促进自然资源、发展结果公平分配，也是影响物质富裕的重要方面。

共同富裕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较长的时间，这一切都要以我们的资源和生态环境能够对经济发展进行支撑为自然前提，能够保持可持续发展的代际和谐为社会前提。突出公园城市特征，建议成都树起“最生态”城市品牌，让“人人享有”的生态财富壮大起来。加大生态建设力度，促进政府、企业、机构、个人以更创新的模式、更丰富的形式、更新颖的方式参与生态建设，加快让生态廊道流入城市、串联城市功能板块，丰富多功能的绿色宜居空间，形成与公园城市相匹配的生态“颜值”，壮大每个人的生态财富，也因共同生态财富做大吸引更多人力资源的流入。

生态产品主产区利用市场机制实现生态产品价值，可以形成让更多民众参与自然资源、发展结果公平分配，在生态富裕的基础上，更有条件率先实现物质富裕、精神富裕。基于此，建议成都聚焦市场化机制建设，推动生态产品主产区因生态而富裕。特别是，大力推动川西林盘等典型生态资源的资产化、资本化，使之成为提高本地广大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同时，在全市生态资源体系架构下，以“拥抱新需求、培育新业态、引领新消费”为核心主线，突出“品质取胜、亮点吸睛、沉浸体验”，大力推动文商农旅体融合发展，促进企业、集体组织、城乡居民共同投身发展绿色生态新产业、新业态，推动生态资源变“好看”为“好用”，以生态富裕助力物质富裕、精神富裕的实现。

实现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当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存在，而最大的发展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发展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加快缩小城乡差距，是摆在共同富裕目标前的重大课题。成都作为超大中心城市，“联城带乡”特质鲜明，城乡互为依存，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是着力破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助力全体人民迈向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

无论从世界还是从中国看，现代化、城镇化的趋势不会变，这个进程又促成了城市、乡村两种地域的明显分异。城与乡可以有差异但不能有差距，否则就有悖于让每一人享受社会发展成果、实现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要求。

通过城乡融合，就是要让城与乡成为协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地域共同体，夯实城乡居民共同富裕的底盘。当前，深入推进成都城乡融合发展，急需破解阻碍城乡要素资源合理自由流动的制约，围绕人、地、钱，努力探索人口人才入乡的引留机制，为这些人搭建好在乡村一展身手的舞台；要进一步完善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探索建立宅基地分配、使用、流转等制度等，为乡村产业发展提供宝贵土地资源；要持续深化农村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的农村合作金融试点任务，为乡村发展添足动力。

共同富裕不是劫富济贫，也不是低水平的富裕，而是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的富裕，是全体人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富裕。自成都全面开启城乡融合发展探索实践以来，随着经济增长和社会财富的积累，全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5年17690元提高到2020年的26432元，年均增速高达9.4%，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到1.84:1，但农村居民收入绝对水平仍是不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也相对较低，仅占宁波的21.7%、苏州的46.8%、无锡的53.5%。

通过城乡融合，就是要促进生产方式变革，努力提高生产效率，让乡村产业更高质量的发展，为农民增收、共同富裕创造更优条件。因此，在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要着力增强农业创新策源能力，强化科技赋能，促进农业发展动能转换；要加快推进农业强链补链，带动社会资本参与农业资源配置，提升农业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要创新农商文旅体融合发展模式，加快推动乡村优越的生态资源价值转化；要强化新型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培育，努力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增强共同富裕可持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