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去三千里：用脚丈量真实的大地

每经记者 苏娜    每经编辑 刘艳美

图来源：摄图网_501077344

如何理解一段历史？如何认识一座城市？

在无法随时随地说走就走的今天，尽管信息技术已经可以让我们“足不出户行万里”，身临其境的体验，却依然令人怀念非常。

“线上线下，我们都生活在一个个的小圈子里，从微博热搜、刷屏公号和抖音快手里观看一个支离破碎的奇观式的中国——是时候换一种观看方式，用脚丈量一下广袤真实的大地了。”

这段话出自《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下称《重走》，关于一个青年写作者徒步重走西南联大西迁之路的故事。

《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杨潇 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5月

1938年，由300余名师生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历时68天徒步跨越三省，从长沙奔赴昆明；2018年，36岁告别职业生活、处于人生转折点的杨潇，踏上自己的“寻路之年”，重启这趟1600公里的穿越之行。

重走亦是重访。杨潇带着海量的史料积累与强烈的问题意识，与沿途遇见的人物交流，与西南的人文风光遇见，与那个遥远的动荡时代重逢，与80年前那群同样走在“寻路”之旅上的年轻人进行了一次对话和神交。不同的“中国”，也在其中缓缓浮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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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爆发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迁往长沙，成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2月，战争逼近湖南，长沙临时大学不得不再次南迁。这一次，他们将在昆明组成后来闻名于世的西南联大。

当时，从长沙到昆明主要有两条路线：一条沿京滇公路（注：“京”指当时国民政府首都南京）走陆路，即“湘黔滇旅行团”选择的路线；一条走海路，因为陆路艰险，且以步行为主，多数教授、女生和体弱者选择了这条更曲折的路线。

图片来源：翻拍自《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

1938年春天，由闻一多、黄钰生、袁复礼、李继侗、曾昭抡、穆旦、杨式德、任继愈、刘兆吉、林振述等师生300余人组成“湘黔滇旅行团”，从长沙临时大学出发，一路向昆明行进。

京滇公路湘黔滇段，主要由现在的319国道和320国道组成，曾是当时中国“东部与西南联络公路之唯一干线”。杨潇一路追溯80年前前辈们行走的历史痕迹，记录下这段三千里路程如今的样貌。

《重走》开篇中写道：“想象西南地区一条穿越群山的道路，路上先是走过了徐霞客，然后走过了林则徐，还有作为背景而存在的无名的商旅，赴任的官僚，以及迎面而来的缅甸进贡大象的队伍。让它进入文化史的，则是由西南联大的近300名男生和11位教授及助教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为了躲避战火和求学，徒步1600公里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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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团中的诗人穆旦曾作诗记录这段旅途：“我们走在热爱的祖先走过的道路上，多少年来都是一样的无际的原野。”

按照学校安排，“本校迁移昆明时规定学生步行沿途做调查、采集等工作，且借以多习各地风土民情，务使迁移之举本身即是教育。”

位于昆明的西南联大旧址 图片来源：《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

一路上，旅行团睡猪圈、防匪徒、避虎豹，仍坚持采风、搜集民谣、勘探地质，成立了包括摄影组、地质组、采风组在内的各种小组。

正是得益于这段旅程，在闻一多指导下，学生刘兆吉完成了《西南采风录》民谣集的整理留存，一共搜集途经西南地区的700余首民歌。

这背后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因为语言不同、行军劳累、与当地人交流不畅等原因，刘兆吉所在的采风组没过两天就没办法继续了。而当时刘兆吉坚持下来的原因，一是他是组长，组长不能跑；二是他去找闻一多当指导老师，闻一多也答应了，“这一下连人都没有了，他觉得太对不起闻一多先生了，所以他就一个人坚持下来了”。

跟随作者《重走》，也让人重新认识了不一样的民国大师。

比如，在贵州安顺火牛洞（注：现已改名犀牛洞），闻一多“高歌”两曲用回音来测量洞穴大小，一首是经典的那不勒斯民谣《桑塔·露琪亚》，一首是当时在美国流行的《胡安妮塔》。回来描述洞内美景时，他一时讲不出来，只好说：“景致太好，一定要去看看，不去看的是汉奸。”引得众人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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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潇非典型公路旅行的起点也是长沙。1937年11月1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在长沙韭菜园1号圣经学院开学，这一天也成为后来西南联大的校庆日。

在长沙，杨潇沿着韭菜园路骑行，看到一排小吃店，槟榔、鱼粉、“鸭霸王”“秘制小甲鱼”，还有堂客在店门口慢悠悠地炸着红薯饼……“沿街溜达，那种‘市井气’和记忆中临大师生提及的各种熟悉的小吃重合在一起，让我觉得自己离他们更近了一点。”

沿韭菜园路北上，再向西拐入中山路，这里1930年代就是长沙美食的三大商圈之一，“在这里可以吃到长沙夜宵中最常见的臭豆腐、饺饵、麻油猪血、糖油粑粑、汤粉、碱面，还可以喝到咖啡、白兰地和德国黑啤。”

作为如今的“新消费之都”，长沙一直是一座有着消费DNA的城市。《重走》中提到1936年出版的《长沙市指南》：近中午，面馆陆续开业，晚间生意最佳，“盖一般市民，都以晨茶过早，晚面消夜为无上妙品也”。

而现在，这里早已成为长沙网红墙所在地，成为这座城市的新兴地标和“流量密码”。

图片来源：长沙发布

从长沙到常德，《重走》又带领我们“解锁”了一些冷知识，比如：为什么“湘潭尤嗜槟榔”？

其实，槟榔最早流行于两广、福建一带，清代实行海禁，乾隆规定外国商人只能在广州交易，通达岭南的水陆码头湘潭由此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中转站，外国货物在广州上岸后，先汇集到湘潭，再分运至内地，来自广东的嚼槟榔习俗随着各种进口货很快在湘潭蔚然成风。

鸦片战争后，中国门户渐开，长沙开埠后湘潭失去交通枢纽位置，日渐衰落，与此同时，在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槟榔被烟酒等现代消费品取代，嚼槟榔的习俗就退缩到了湖南中部湘潭这块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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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杨潇笔下，逐步深入西南腹地，中国的城市、乡村、山林的风貌、海拔、语言等也变得丰富多样。

在长沙酒店出门时，服务员对他说“你现在也去发财了”——在长沙人的敬语里，“出门”约等于“发财”；还有常德米粉店经典问话“气圆滴气扁滴”（吃圆的粉还是吃扁的粉）；在关岭到永宁途中，他听到像狗吠一样的鸟鸣，还有一种充满喜感的鸟叫像是在说“该减肥”“该减肥”……这些应该都是不亲自走一走，体会不到的状态。

杨萧在一次采访中坦言，置于当下，感受到中国处于不同“时区”。

“到益阳老城，发现老城刚刚完成一次拆迁。当时我强烈感觉，中国处于不同时区里，拆迁对于北上广可能大城市待久了觉得处于十年前的事情，比如北京在2008年之后拆迁就不太进入我们视野了，基本处于完成时了。但在益阳，那是一个刚刚完成的状态。”

“时差”这个话题，编辑部同事去年到海南调研时，也曾有过一番讨论。不久前，我们去“宇宙中心”曹县采访，看到“村舍白墙上都画着‘在外东奔西跑 不如回家淘宝’，就连酒店、产业园、人力资源联系处的名称前缀着‘淘宝’”，也深感“时差”之别。

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从东部到西部，从城市到农村，经济发展程度、社会文化生活确实不尽相同，“把自己沉浸在文献里只是理解历史的第一步，去现场看看那些地方才是无价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