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英十二年，王梆眼中的“英国式贫穷” | 城叔的书单

每经记者 石普宁    每经编辑 杨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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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穷，一个近乎老生常谈但仍然只会嫌少不会嫌多的话题。

何谓贫穷？首先，它是物质上的，例如我们常说的“一贫如洗”“家徒四壁”；其次，它也关涉尊严，如果可以计量，穷人与富人之间的自尊差距，或许比他们之间的财富差距更甚。

《贫穷的质感：王梆的英国观察》作者王梆旅居英国12年，她从亲身经历出发，带我们看到了异国廉租房里的“伦敦漂”、因为大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而逃往乡村的年轻人、如履薄冰的中产阶级、陷入恶性循环的失业贫困人口、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而失去奋斗希望的新一代……

作者:王梆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品方:单读/铸刻文化

用她自己的话来说，这本集子首先是在英生活的回忆录，其次才是她对英国社会政治，民生和文化的观察。在前言部分，王梆表示，“尊严”是其多年以来思考得最多的问题，而这本书即是对“如何才能有尊严地活着”这一问题的思考。

贫穷，或者说，贫困，究竟如何作祟？答案或许正如本书封面所言：穷人不是贫困的罪魁祸首，而是它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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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人们谈起贫穷时，谈论的已不再是埃塞俄比亚或委内瑞拉，甚至不是希腊，而是一个中产阶级正在萎缩的第一世界国家。

在正文的开篇，旅居英国的王梆自述，“我的很多人生悲剧，大抵是穷引起的。”“大抵”二字，仿佛瞬间将人拉回初高中课文里鲁迅的文章，莫不让人有些忍俊不禁。

王梆是一名自由记者，出版过电影文集与绘本集。通过散落在书中的有关内容，我们大致能够拼凑出她的生活轨迹——27岁离开报业，选择自由写作，从此过上了“朝不保夕的生活”。三十多岁时，手握两年期签证，口操三脚猫英语，飞往陌生之地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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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她对外宣称“专栏作家”，实际上却是打数份零工以求生存的“伦敦漂”，和其他人“挤成油渣住在一起”；后来，她和一位英国诗人结了婚，离开了喧嚣的城市，到乡下租了一块地，“过上了‘自耕农’的疯狂日子”。

如何理解书名“贫穷的质感”？或者说，作为一种抽象的状态，“贫穷”何以与具象的“质感”产生联系？或许可以从书名的英译中寻找一些灵感。

本书的英文名为“The Texture of Hard Times”，“质感”所对应的英文单词“Texture”。

在《新牛津英语词典》中表示“（物质、表面的）结构，构造；纹理；肌理”，还有“（艺术作品等的）神韵；质感”一解，强调“艺术品表面能触知的特征”。

在欣赏一幅画作时，讲解的文字总是在提醒我们注意画作的“笔触”；而在这本书中，王梆则是以一种“讲述者其实也在现场”的画风，随着她一同走笔，书中那些鲜活的个体，抓人的细节和适时的议论，为“贫穷”这个有些宏大抽象的话题添了几分落地后切实的“质感”。

这时再来理解行文中的“贫穷”，这究竟是怎样一种状态？在王梆看来，“dirt-poor”是所有形容贫穷的英文词汇里最贴切的，因为“灰尘是最势利的，当你衣着光鲜它退避三舍，当你破衣烂衫它就从四面八方猛扑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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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有尊严地活着”，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先来看看贫穷是如何剥夺人的尊严的。

王梆分享了她初到伦敦时的亲身经历，住在坎宁镇的贫民区，房间“是一片玻璃窗加三块隔板拼贴起来的水晶棺”，吃的是素面加老干妈辣酱和学生榨菜，为了生存，她做过很多工作：翻译古董表零件名称、为电视台偷拍的华人妓院里“姐妹们的日常对话”提供翻译、给中产妇女上东方瑜伽课、以“中华神推”自居上门推拿等。

贫穷会让人疲于奔命，当你还在思考如何生存时，遑论思考个人尊严。在书中，王梆记录了很多和她有着类似经历的人——

有亚马逊快递工，领着比国民最低工资的时薪，早上8点出发一直送到“月黑风高”，并且时常无法准时拿到工资；有因精神疾病和肢体劳损失去了工作的前护士，除了一辆破车没有藏身之处；还有住进树林的古建筑修复师，在被一群流氓殴打、抢劫之后，连他的睡袋都被抢去……

贫穷在剥夺人自身的尊严时，也会逐渐侵蚀其同理心。在王梆生活的哈德纳姆村，她和投脱欧支持票的邻居老人保罗聊天，他的农场生活被垄断资本倾轧得难以为继，欧盟与移民是成了最易触达的谴责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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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87岁的老人告诉王梆，二战后，靠父亲在乡下购买的5英亩耕地，他过上了小康生活，直到90年代全球化背景下的“超级市场”将村落里的产业冲击得七零八落，年近五旬的他也只能靠各种短期合同工熬到退休，保罗说：“脱欧是这么多年来，我们所获得的唯一一次发声。”

在哈德纳姆村，类似遭遇的人还有很多，村落50年间从事农业的人口也从95%减少到了1.5%；在这片她“渐渐爱上”的土地上，一半以上的原住民都是坚定的“脱欧派”。

最可怖的是，贫穷还会让人丧命。王梆以自身经历讲述，追问性别歧视和社会不平等的根源——为什么全职工作的女性收入比全职男性少？为什么猎巫运动中，85%的受害者都是女性？通过追溯英国历史上“寻找替罪羊”的猎巫运动，王梆分析社会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

时间跨入当下，骇人听闻的系统性加害几乎绝迹，而在新冠疫情席卷全球的危机下，英国迎来了新的“贫穷”困境，王梆将之称为“新冠并发症的现代奴役制”——

疫情期间，即便是在英国全国封锁的状态下，一位清洁工还是每天乘坐公交车准时到无人上班的司法部打扫，因为仅靠微薄的社会补贴，他在伦敦的生活难以为继。染上新冠之后，他依旧工作，终于在体力不支之后被同事送回住所，当天在家中去世。

与清洁工遭遇类似的，还有“前线工人”（Key Workers），他们的死亡率也远高于在家办公的雇员，数据显示，在医护、餐饮、服务、食品加工等行业中，仅2020年3月到12月，男性雇员平均每10万人就有64.1—66.3人死亡；女性的数字则是27.3—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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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描述在英生活以及观察的同时，王梆也对造成贫穷背后的现象进行了讨论，在她看来，造成贫穷的是一种属于资本主义的制度性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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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梆指出，全球化之后，新自由主义者将蓄奴主义重新包装成“自由市场”，将其搬回了历史舞台，“在他们的眼中，现代奴隶制是不存在的，因为雇主和雇工之间，不存在奴隶主和奴隶之间那种板上钉钉般的产权关系。”

在“自由市场”的幌子下，两极分化愈发严重。王梆以撒切尔夫人上台前后的廉租房情况为例：20世纪70年代晚期，近三分之一的英国人住在政府廉租房里，“把合理的房租交给政府，好过把疯狂的房租交给包租公和商业银行”似乎是英国人民的共识。

撒切尔上台后开始大力推行私有化，廉租房购买权政策即为其中一项措施，自此以后，廉租房被“资本的炼金术炒成了黄金”，如今，在伦敦的年轻人几乎都沦为高价租房奴，“基本可以抛弃买房幻想”。

事实上，在低中阶级收入滑坡的情况下，富人的收入却大幅上涨。据一组2013年的数据，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工薪阶级只迎来了0.4%的工薪涨幅，而占比“1%”的富人们，收入却涨了31.4%。新冠疫情的发生更是再次加剧了两极分化。

然而，这是否意味着，撕裂的社会已然无解？王梆又通过自己在地的亲身经历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用英国历史学家大卫·弗莱明（David Fleming）的话来说：“大问题并不需要大规模的解决方案，一个行动上的基本框架，外加无数微小的对策就足够了。”

在王梆居住地附近，民间公共领域的生态区比比皆是。疫情期间，由于封锁带来的物理隔离，人们便开始在窗台上放置联络信物——有人甚至在4月就挂出了圣诞彩灯。王梆所在的耕地里，甚至来了一场“稻草热比赛”，并且“没有一个稻草人因为主人不同的政治倾向而遭到另一个稻草人的殴打”。

类似温暖的事迹还有不少：人们自发组成“志愿者”团队，为需要帮助的人（例如独居老人）去药房取药、遛狗、去超市买菜；在救济食品需求量猛增三倍的情况下，附近居民送来了以万吨计的食品，断绝了路有冻死骨的情况；村图书馆也推出了网上借书、再由义工送上门的服务；精神疾病公益组织组织线上会议，以此为附近的精神类疾病患者提供陪伴和心理解压服务……

对王梆来说，这种类似的“造乡”（Placemaking）培育了她对异乡的身份认同，最终成为了她的“恋地之地”。对此，王梆抒情道：“对我来说，它是陌生的个体与在地建立私密关系的过程，是化解‘无乡的焦虑感’的过程，是一个雨滴与溪流的汇合过程。尽管雨滴汇入溪流的运动，较之于时代的电闪雷鸣，是如此微乎其微，但我却偏爱它的微小。”